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

李韵菊 （1912-1994）湖北省钟祥县人 河北医学院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 主任医师 教授

1965年10月我到妇产科实习，何现龙老师带我实习，因基础课物理教研室杨贤老师与何老师是好朋友，事先杨老师对何老师打过招呼，要求对我严格要求，所以在实习学习中何老师往往向我身上加码，我也习以为常。10月底一个星期日我在产房与几位老师值夜班，一晚上在助产士老师的指导下接生顺产加宫内倒转助产八个婴儿，到周一早上交班时，我在护理站桌子上趴着睡着了。等交完班后，何老师把我拍醒，让我9点钟跟他上手术。我说：“我一夜没有睡，太累了！让我回家休息一天吧！”，何老师面带怒色，这时李韵菊老师慈眉善目面带微笑，拍着我的肩膀，轻声细语地说：“高大夫，今天何大夫做的是一台子宫颈癌广泛转移、扩大根治术，仅有何老师他们几个大夫会做，一年也做不了几台，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现在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不苦不累能学到真本事吗？”我年轻时很倔，吃软不吃硬，经李老师这么一说，我立即软了下来。用自来水洗把脸，啃了两个馒头，随何老师去了手术室，我做为第二个助手，一直到16:00多才结束手术。写完手术记录，已经到了18:00多，回到宿舍后倒头就睡到第二天早晨六点才醒。到目前为止，是我见到的***1例妇科大手术。1968年，我分配到无极县医院大陈分院内科工作，但是逢妇产科遇到难产孕妇的接生、本院职工的接生都找到我来接生，能够独立做宫外孕、卵巢囊肿手术。此时，何现龙老师响应毛主席《六？二六》号召到元氏县公社医院，我又约他到大陈分院住了两周，教我们做子宫次全切、剖腹产、子宫脱垂悬吊手术等，并在无极县医院大陈分院逐渐开展起来此类的手术。现在想起来，我非常感谢何现龙老师和李韵菊老师。

自1961年起，河北医学院贯彻高教六十条，规定实习医生必须由主治医师带领教学。实习医生必须在早上七点以前到病房看病人，在八点钟交班时，必须在病历中记录一夜病情变化，所以我们都必须在上午六点前赶到病房。在四个月的实习学习过程中，每天早上七点准时看到李韵菊老师的身影。当时妇产科分病房与产房两个部分，李老师都是巡视一遍病人和产妇，病人或家属都好像一家人一样亲切的称呼她为大娘、奶奶。七点多其他的老师上班后换上白大衣，分别看自己管的病人，八点准时集合在护理站交班，由值班护士和医生汇报24小时病房工作。交班结束时，李老师总是说：“大家都辛苦了，谢谢同志们！”交班时言简意赅，如：“今天26床是绒癌病人手术，手术难度大，由王丽珍和朱志杰两位大夫做，没有手术的大夫可以去手术室看看。”几句话就结束了。然后李韵菊主任与护士们一起扫床，整理病房。9点钟洗了手，换上手术衣戴上手套巡视妇产科各台手术。有一天，刘大夫在做一个巨大的子宫肌瘤手术时，竟然突然肚子疼、面色苍白、大汗淋漓，李老师立即上台继续手术，叫刘大夫回家休息，感动地刘大夫两眼流泪坐在手术室地上，直到手术结束后才离去

1965年，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得正轰轰烈烈，四清运动又开始了，政治运动风声很紧，妇产科医生也难免受到冲击。例如，宋祥鑫老师因其家庭问题牵连，在科里表现很沉闷，李韵菊老师身为科主任，常与她家长里短的谈话或征求她对科里工作的意见，有疑难病人时都在大家面前说，请宋祥鑫大夫看看后再讨论，宋祥鑫老师很感动。当时妇产科老师各来自不同院校，女大夫多到了待嫁年龄。李老师想方设法，牵线搭桥，具体促成了多少对，我也记不清了。当时妇产科的梅大夫正与神经内科的哈大夫谈恋爱。一天，哈大夫的妹妹来给梅大夫送饭，李韵菊老师去问饭盒里是什么饭，梅大夫打开饭盒是满满的一盒羊肉馅饺子。李韵菊老师说，“小梅你找了个好婆婆。”大家都围过来，有个护士说：“我有一个这样的婆婆就好了，”李老师说：“你好好干，我们大家给你物色一个更好的。”外面政治风云急骤，妇产科内却好像是一个温暖如春的世外花园。

后来，我到神经内科工作，才知道李韵菊老师是我们神经内科的创始人张俊卿的夫人，所以对有关他们的话题很关注。例如，董儒民大夫曾对我说过：“我是河北医学院***带着老婆孩子上学的，工作后每月五十多元的工资，生活很拮据，尤其是到过节时，孩子们眼巴巴看到别人孩子穿上新衣，吃上肉，我没有办法，心里很难受。”这事让张俊卿、毛俊雄主任看到了，张俊卿老师让他夫人李韵菊教授在中国两大传统节日，中秋节和春节的前几天给了我十五元钱，毛俊雄主任给我五元钱。毛主任工资虽然比我多二十元左右，但上有双方老人，下有孩子上学，经济上也很紧张。张、毛两位主任自我1957年到科里工作至1963年从未间断过。白法毅和吴冠华二位老师都曾经对我说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们在保定与石家庄的时候，当时科里很多大夫都是单身汉，元宵节和中秋节的时候，张俊卿老师在下午四点半都会到科里把大家伙叫到护理站，对大家说：“今天过节，我替大家值班，李大夫给大家准备好了，你们去吧！”大家连蹦带跳地跑他家连吃带拿，然后再高高兴兴的返回病房值班。到了晚上六点半张主任才回家。我想神经内科由当初的三四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三百多人，始终有浓浓的科室情谊，代代相传始出于张主任的功劳，其中李韵菊老师功不可没。

我在妇产科实习四个月期间，看到李韵菊老师给科里带来的都是正能量、向心力和凝聚力。但从没有见过她当众批评过任何一个大夫，也没有说过自己的光荣历程。当时河北省委批给河北医学院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指定给李老师，但李老师却把名额给了张若麟老师。其他模范和先进的称号都推给了妇产科的其他老师，身为文革以前河北医学院第二医院***的女正教授，自己的头上没有带任何的光环！

1994年3月李韵菊老师病故，五六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哀乐声停止之后，李韵菊老师的尸体从瞻仰室转入到了二院的解剖室内，其子张克亮大夫遵母亲的生前遗嘱，请病理科医师主刀，从尸体内取出内生殖器置于标本瓶内，供教学和科研应用至今。

赵举德（1926-2008）贵州省遵义市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脑电图室主任医师 教授

1956年底河北医学院神经精神病科创始人张俊卿教授应其好友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冯应琨教授之邀由保定到北京冯教授家。冯教授恳切地对张教授说：“老张呀，有一个人叫赵举德，他先是学无线电的，后来又到北大医院学心理，现在这样双学历的人才是很难得的。但是这个人秉性耿直，不善审时度势、不会搞人际关系。目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难免一劫。我保护不了他，请你想想办法把他调到你们医院。”张老师回来与他的知己同事毛俊雄老师讲了，请他运筹操作此事，毛老师四处奔走几经周折，将赵举德老师调到河北医学院第二医院，他在省内率先开展了脑电图检查。

赵举德老师这个人学识渊博，从接收创办脑电图室至去世50多年的工作中从疾病诊断到机器维修一丝不苟，无怨无悔，为河北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脑电图医师，是河北省脑电图名副其实的创始人。对病人尤其是农村来的贫困病人很热情耐心，对一些不良风气敢于直言抵拒。七八十年代脑电图每个人要检查25分钟，一天仅能做20-25个病人，即使下班后也要给农村来的病人加班，有时医院的“关系户”要加一个号，我们医生很难向赵老师要求加一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毛老师，毛老师认为应该加一个号时，毛老师只要向赵老师说一句就办成了。我深刻体会到“士为知己用”这句千古名言的深刻哲理。

我刚调到神经内科工作时，感到这个人很难沟通。八十年代初学习英语时，向他请教，从字母的发音、语法、翻译的中文字意，比一个英语老师讲的还细，有时到晚上八、九点还在给我讲，我感到很过意不去。

对脑电图报告看不懂的，向他请教时，每每都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回答我的问题。例如对脑电图报告“轻度异常”与“中度异常”的病人，他总是说，脑电图是一个客观的诊断指标之一，好像血常规检查白细胞升高或降低说明什么问题一样，还必须结合病人的临床表现与其他检查才能诊断。每次都要把门诊上的病人请过来，详细询问病史和查阅检查结果。我才明白，即使神经官能症、血管性头痛、上感、发烧、脑血管病脑电图也可表现为“轻度异常”和“中度异常，”对无意识和精神障碍症状脑脊液检查正常的病人，即使中度异常，也不能轻易诊断为脑炎。对癫痫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症状，即使脑电图出现了棘波和棘-慢波，仅是诊断的证据之一。他还告诉我用睡眠剥夺的办法提高癫痫患者脑电图的检查的阳性率。

1984年以后，我院开展了CT和核磁共振检查，他对脑电图检查过的病人的CT和核磁共振照片一定要拿给他看，让我给他讲，他听得很认真，像小学生一样。有时我说不清时，他还让我拿着照片去找影像科的王克岐和马长祥老师再问一问，然后回来转告他。其认真和执着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CT和核磁共振是很好的诊断工具，但费用较高，老百姓来个钱不容易，你开检查单的时候一定要选好适应证。”

赵举德老师性情孤僻，不善于交际，对病人或家属请大夫吃吃喝喝、送礼等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对我说：“你身为一个大夫，拿着国家工资，给病人看病是你的本职工作，不要跟着那些吃吃喝喝的人去跑。”他本人生活很简朴，一身灰色中山装穿了几十年。八十年代初，在我当总住院时，科室有人结婚，每人只收两毛钱。赵老师说：“太少了，你跟毛主任说说，每人再加点。”我对毛老师说了此事，毛老师不同意，说不应该铺张办婚丧嫁娶，还按照原来的规定办。

我和赵老师交流的多了，无话不谈，在空闲的时候对我说一些心里话，“我这辈子忘不了张俊卿、毛俊雄二位主任，如果没有他们，我这个人可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到监狱或劳改农场去了，还能够穿上白大衣当一个大夫吗？我没有什么本事，仅会一点脑电图，我没有什么回报二位的，就有一个儿子，还有这个。”他用手指了指他的胸脯，对于前者我立刻想到了他要决心培养他儿子成才，为国家效力。对于后者我不解其意，亦未深问。直到2008年1月，他因病去世时，我才知道他将遗体献给了医学院，遗嘱早在三十五年前就已经确定了。赵老师生前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头上没有任何光环，去世时，神经内科郭力、王维平、何俊英等众多同志去太平间向遗体告别，并目送遗体到河北医大接尸车上，大家都含着眼泪，王维平哭出了声音，被同志们搀扶住。至少在一周之内，我都默默的掉眼泪。浮想联翩，想到过去也看到今天。正是这些成百上千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平凡人，使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蒸蒸日上，经久不衰。

李韵菊和赵举德二位平凡、淡定、勤奋地工作了一生，***后分别把自己的内生殖器官、遗体也贡献给了河北医科大学。这种高贵的品质、崇高的精神、精湛的业务是他们在年轻时刻苦学习磨练出来的，到了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他人着想，为病人着想，为工作着想。正如《论语》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尽管二院的面貌与他们生前相比已经变得焕然一新，医疗技术水平也有了迅猛的发展，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但我一迈进医院的大门，到了诊室和病房，他们二位的音容笑貌仍旧时常浮现在我的面前，他们好像在时时刻刻监督我的一言一行。我写此短文，想予以解脱，可能吗？

本文作者：高玉林， 74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脑与神经疾病杂志》编辑部主任。